商会与20世纪初澳洲华商的商业网络

商会与20世纪初澳洲华商的商业网络

——以1917年鸟修威雪梨中华商务总会购茶事件为中心

赵昌

（江苏师范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江苏徐州 221116）

[摘要] 鸟修威雪梨中华商务总会的成立是澳洲华商网络形成的重要标志，1917年购茶事件检验了华商网络的运行效率。随着购茶事件的发展变化，鸟修威雪梨中华商务总会与华人商号、中国领事馆以及澳洲政府频繁互动，也进一步确认了总商会的职能角色，巩固了其在华商网络中的核心地位。

[关键词] 商会；华茶；华商网络；澳洲

商会是海外华商的群体化组织，以维护华商权益为基本职能，起到了沟通商情、表达关切的重要作用。在商会的带动下，海外华商改变了“单打独斗”的局面，华商网络逐渐形成。华商的网络化一方面有助于商业信息的传递，提升了华人的经营效率，另一方面也使商会的职能更加多元，超出了纯粹商业性质。特别是在20世纪初的时代背景下，华人商会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身份，并使其经济关系更加复杂。

鸟修威雪梨中华商务总会（以下简称雪梨华商总会）即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由澳洲华商组建的商会组织，其前身是成立于1903年的鸟沙威华商会社和1904年成立的新南威尔士中华保商会。鸟沙威华商会社初名自由社，是仿照西人会社建立的行会组织，以商业自保为目的。[①]中华保商会起初具有强烈的保皇性质，但是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部分华商的政治态度发生转变。[②]另外，1892年即成立的联益堂也为雪梨华商总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③]

目前学界关于雪梨华商总会的研究并不多，除蔡少卿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外，郭美芬对华商的认同问题、廖洪跃对商会的慈善活动进行了研究，杨进发、杨永安对雪梨华商总会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概述。[④]不过目前的研究普遍忽视了雪梨华商总会对20世纪初澳洲华商网络化的影响，也忽视了中国领事馆在华商网络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因而未能全面探究雪梨华商总会的性质与地位。本文拟以1917年由雪梨华商总会领导发起的购茶事件为中心，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鸟修威雪梨中华商务总会的成立及其商业网络

1913年2月1日，鸟修威雪梨中华商务总会(以下简称雪梨华商总会)正式成立，地址在悉尼左治大街158号，创始会员29名，包括了悉尼大部分重要华人商号。[⑤]此时澳洲华商的规模已经很大，有超过500家商号，3000多从业人口，这是雪梨华商总会得以顺利成立的社会基础。不过雪梨华商总会的成立还有其他值得关注的远超经济利益的原因。虽然雪梨华商总会章程中言称“以维持商业、开通商情为一定之宗旨”，并对新南威尔士所有华商开放，但该会实际是由中国前驻澳总领事黄荣良报工商部备案，并根据中华民国商会法施行细则成立，商会董事也有了“才品、地位、资格、名望”四方面的限制，决议规程更加细化，显然已经超出了普通华商联合组织的范畴。根据《鸟修威中华商务总会决议簿》、《雪梨中华商会文件草簿》等档案文件记载，该会成立后的屡次会议均采用民国纪年法，议程也往往根据“领事”、“工商部”、“中央”的命令展开。另外，从商会的会议议案看，雪梨华商总会还承担了很多其他职责，如民国二年第三次例行会议（1913年4月21日）讨论的第一个议程即是总领事委派普查侨民人口案；民国二年第五次会议（1913年7月18日）的议程是如何欢迎“中央”派来“宣慰”的徐勤事宜；民国二年第七次会议（1913年8月30日）讨论了为广东水灾集资问题。[⑥]因此虽然名义上是“商会”，其实承担的职能非常广泛，具有半官方性质。强有力的组织背景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在“白澳政策”盛行和澳洲政府明令禁茶的情况下，总商会依然不惧压力，极力要求进口华茶、维护华商权益。

本着联络华商的基本宗旨，雪梨华商总会成立后非常重视加强华人商号之间的联合，如在民国二年第二次例行会议（1913年3月15日）中，23名与会会员讨论了由克列埠中华商会总理朱和提出的各地华人商会联合的动议，朱和的理由是“以通声气以结大团，将来办事或易得手”。[⑦]雪梨华商总会表示支持，并赞赏为“美举”，表决通过。民国三年第十二次会议（1914年8月5日）专为解释鸟咩侨商黄中理嫌隙。黄中理“误收”鸟咩华侨“街纸费”，其父黄家瑞请雪梨华商总会从中调解，并自愿拿出70镑作为赔偿金。雪梨华商总会根据章程第八条“代华侨解释纠葛之义务”，最终化解了一触即发的矛盾冲突。借助于雪梨华商总会，新南威尔士华商通过“一致决议”组织起来，加强了内部团结，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华商网络，这个网络又因中国驻澳领事的参与得到进一步加强。

另外，报纸成为当时华商重要的沟通渠道，背后也离不开商会的支持。20世纪初的澳洲拥有《广益华报》、《东华报》、《民国报》等重要的华文报纸，大股东都是华商，特别是《民国报》，报纸首页书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和临时副总统黎元洪的“文加海域”题字；第二版主要报道中国国内新闻、发布时政评论；第三版主要报道世界新闻；第六版主要报道澳洲新闻和西方新闻、发布驻澳领事和在澳华人社团通告。其余版面即是各商号的广告，新南威尔士主要华人商号如永生果栏、新遂和、新昌盛、均利、泰生、永和兴、安益利等每期均刊登广告、传播商情，上海永安公司、香港永安公司、中澳邮船有限公司等也经常发布认股广告。通过报纸这个当时最有力的传播媒介，澳洲早期华商网络更趋完善。

二、1917年购茶事件缘起

20世纪初，饮茶已经成为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西方社会一种重要的休闲方式。[⑧]而经过淘金狂潮，当时在澳华人有数万人之巨，这也成为茶叶的重要消费群体。[⑨]据报道澳洲茶叶消费数量巨大，每年进口茶叶重达3500万磅。1917年英国政府突然颁布命令，禁止中国茶叶出口到英国及其殖民地。1917年6月遵照英国政府要求，澳洲政府颁布了禁止茶叶进口的命令，严控外国茶叶进入。当时的华文报纸《广益华报》以“禁绝中国茶叶入澳洲”为题，转载了英文报刊新闻，并称：“今后凡有入于本澳洲之各等茶叶，皆受禁止，独准在英地属出产者。若要免除此例，必先得税关先写人情纸，方可为之。”[⑩]关于禁茶的原因，《民国报》分析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航道受阻，印度西郎茶无法远销协约国，为了“利益不外溢”，遂实行“属地所产，供属地人所有”的原则，英国的两大属地印度和澳洲之间的贸易自然受到格外关照，而作为印度西郎茶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茶自然被列为禁止之列。《民国报》进一步认为，华人不团结也是利益受欺压的原因之一。[11]

禁茶令严重影响了在澳华商的利益，《民国报》把澳洲禁茶命令看成是“华茶在澳洲之末路”，报道称：“按本洲无茶产，俱是由中国与爪哇或英属西郎运来，以上三次，尤以中国来者为多。今之禁例，中国茶又少一消场矣。”[12]禁茶令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茶在澳洲的销售，而且其更长远的影响是改变了世界茶叶市场格局。正如《民国报》所分析的那样：“本洲所销茶，均运自中国，印度与西郎茶只其少数，此时中国茶，可云在澳洲独树一帜，唯本洲人思为挽回利权起见，又适有印度西郎之良好种茶地，于是大集资本，在此扩张产地，……至近年来，中国茶已逐渐退步，印度西郎茶则方兴未艾也。”[13]如果不努力挽救，华商很有可能就此从茶业市场完全退出，因此禁茶令不得不引起澳洲华商的激烈反应。雪梨华商总会向澳洲政府提出购茶申请恰恰迎合了华商们的利益要求。不过，对于澳洲颁布禁茶令的目的及可能产生的影响，特别是是否与当时正在实行的“白澳政策”有关联，华商中也有不同声音。当时的另一份华文报纸《东华报》认为：“英政府禁止华茶进口，系因船只不数运送重要物品之故，日本茶同在禁列，印度锡兰等茶，亦加核减，并非对于华茶独施禁令。”[14]从此段论述可以看出，《东华报》更多地把澳洲禁茶令看成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战时政策，并不认为其中包含显著的歧视成分。

无论缘由如何，由于禁茶命令，澳洲所售中国茶价格猛涨，由1916年的每磅1先令涨至1918年7月间的2先令6便士，短短两年时间几乎涨到了原价的三倍。[15]这不可避免地给中国茶叶带来不利影响，因为中国茶叶消费群体主要是收入微薄的底层华工，价格低廉是中国茶叶的竞争优势所在，薄利多销是中国茶叶的经营模式，因此中国茶叶对价格更加敏感，茶叶价格不断上涨势必压缩中国茶叶的销售市场。

                          表1  1916年澳洲进口茶叶一览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民国报》1917年8月4日第6版数据制表。

在综合各方面利害得失之后，雪梨华商总会电告中国外交部，并通过驻英公使向英国政府交涉。1917年7月17日，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曾宗鉴（T.K.Tseng）写信给澳大利亚贸易与海关部总长（the Comptroller-General,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Customs），请求年内向澳洲进口4000箱，每箱价值50镑的恒美茶（Hang Mee Tea）茶叶。曾总领事在信中强调此举是应华人商行的再三请求而发出的，华商保证在进口之前已经各自认购茶叶，并且茶叶只会零售给华人，不会再加工或与其他商品混合销售。在茶叶分配上，雪梨华商总会计划其中3000箱茶叶将分售给东部维多利亚州、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每州各1000箱，其余1000箱灵活分配。另外有200包、每包价值60镑的六安茶（Luk On Tea）提供给各州的华人园丁和农夫。总领事进一步解释道：这批茶叶的总量很小，只相当于1915-1916年澳洲从中国进口茶叶的5%，不足澳洲茶叶总进口量的0.5%。另外，从生活习惯方面，总领事解释道华人不饮生水、不饮咖啡和印度茶，进口中国茶叶实属必要。[16]总领事的请求得到了积极回应，澳贸易与海关部总长在8月20日的回信中要求这批茶叶事先已获得澳驻上海总领事或香港政府当局的证明文件，并且指定经销商，比如在维多利亚州即是华人商会。[17]澳洲政府限定的证明文件的获取时间是1918年6月19日之前。

澳洲政府原则上同意进口中国茶叶的消息传开后，雪梨华商总会随即发布公告，称：

“公启者，本商会前托总领事，向澳洲政府请准购办华茶一千箱，以为鸟修威属华侨自用，并代南澳西澳他士免耶三省合办一千箱。兹据香港办茶经理人来电报称，已由日本船付来茶六百五十箱云云。该茶不久即可抵埠。窃本会前经决议，鸟修威省名份认购之茶，准由雪梨埠平日半茶入口之各商号分购。宝号亦在平日办茶入口之列。如欲认份购茶者，请为回复。俾得茶到时按名摊分，以昭画一。至茶价及费用该若干，亦按照购茶商号均派。如不复函认购者，恕不摊分，特此预告，以免后论。此致。宝号先生鉴。复信限至四月十号，迟则自误。鸟修威雪梨华人总商会谨启。”[18]

进口茶叶获得批准的消息传出后，澳洲华商掀起了认购的热潮。如悉尼荣记号在认购回复信函中称：“中华总商会先生大鉴，复启者，□接来函领悉内称云由日本船付来茶数百□□要各号认份，到日持茶照派摊分□语，故特奉告闻列位大总理为小号认□一份□或茶到来者照分派。茶银若干自然如数奉交便是。如未详及□□敬请□安戊二月21日。”[19]新南威尔士州之外的华商也希望能借助华商网络，搭上这趟茶叶进口的顺风车，如1917年12月25日，西澳州中华会馆的李寿田给雪梨中华总商会时任主席叶炳南写信，认领51箱恒美茶、10箱六安骨茶，并希望可以分摊更多茶叶。[20]

认购活动实际是一个漫长过程，部分商号或因为观望、或因为通信不便等原因，早期并未参与认购，雪梨中华总商会及时报道茶叶进口进展，并多次发布继续认购公告，增强了进口茶叶一事的可信度，吸引了更多商家的加入，谦和、上海楼等商号也纷纷致函雪梨总商会认购茶叶。到了1918年早些时候，茶叶进口的数量和时间已经基本确定，一些商号终于抛弃疑惑，认购茶叶。安益利公司的李惠霖在认购回复中言道：“商务总会公鉴，敬启者刻接惠函藉悉前托总领事请澳洲政府准购办华茶事，刻已前来，具见热心公益尤能挽回利权，深为嘉佩。兹敝号向来办茶颇多，销用亦大，然自禁入口之后将有绝饮之虞，亟盼接济。今拟认购一份□价若干当如公认是也。希为留心幸□□此奉复即颂。1918年4月8号。”[21]

三、购茶事件的解决

1917年12月，新任中国驻澳洲总领事魏子京（T.K.Quei）到任，雪梨华商总会设宴欢迎，《东华报》、《广益华报》等报纸纷纷报道。[22]此时，中国北洋政府已经加入协约国并对德国宣战，只是由于国内政局混乱，“宣而不战”。不过中国派出大批华工参与欧洲战场，客观上为中国茶叶进口创造了有利环境，澳洲政府的态度也明显宽松积极起来。1918年2月28日，澳大利亚贸易与海关部再次电告中国总领事馆确认4000箱茶叶已不受禁茶令限制，获准入关。[23]不过在茶叶分摊问题上中国驻澳领事馆与雪梨华商总会似乎在一些细节上并不愉快，如1918年3月1日魏子京给雪梨华商总会主席叶炳南的信件中把分摊新南威尔士州的数量由1100箱（1000箱恒美茶，100箱六安茶）改为1000箱（900箱恒美茶，100箱六安茶）。[24]在5月29日的信中也否定了叶炳南提出的只分摊西澳州300箱茶叶，剩余部分归新南威尔士华商的请求。[25]魏子京把责任归结为香港方面对总商会所提供证明文件“极为不满”，以及他已经向澳方做出的分摊承诺。这种貌似并无必要的细节摩擦可能是由商会的性质和隶属关系决定的，无论其发生的原因为何，它却实实在在地使雪梨华商总会在双方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是领事馆权力的显著标记，也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当时整个澳洲华商网络的权力结构。

获得澳洲政府许可后，华商面临的又一个问题是由于中澳贸易量锐减，往来船只稀少，一时难以找到运茶船只，中国国内运到上海口岸的茶叶因此有滞销、变质等巨大亏损风险，不少人已经按捺不住，携茶返皖。[26]不过最终还是借助了实力雄厚的永安公司（Wing On）的力量得以解决。1918年3月19日，第一批650箱茶叶由永安公司通过日本“丹后丸”（Tango Maru）号商船发往悉尼。

在前期认购茶叶中，有1000箱恒美茶和50捆六安茶尚未确定去向，需要进一步明确，1918年4月6日，雪梨华商总会开会决定这1000箱恒美茶和50捆六安茶由西澳、南澳、塔斯马尼亚三州均分，另外分给新南威尔士州的1000箱恒美茶和50捆六安茶由该州27家会员商号均分。4月13日继续开会决定了第一批650箱茶叶的认购商号，分别是安昌、永生、源泰、利生、永和兴、永泰、新昌盛、永安、新遂和、合利、新兴栈、添杨、均利、茂生、新广兴、安益利、永和、泰生、广荣昌、和兴、公利盛、国记、荣记、泰来、广和昌、和兴泰、永丰、义益、永丰、泰昌各号各领22箱，另外永安、泰昌、永丰、和兴、泰来、安益利、永和、新广兴、茂生、永泰、永生、利生各号加领1箱。[27]6月6日，第二批茶叶分摊时加入了观容号、广生隆号等商号，总计31家商号。[28]可见茶叶分摊基本采取平均主义，但也会根据商家实际情况稍作调整，运抵新南威尔士的茶叶具体分配情况如表二所示。

                         表2  雪梨华商总会各商号茶叶分摊一览表[29]

不过，就在雪梨华商总会组织华人商号小心谨慎地分配这批经特许进口的茶叶的时候，澳洲茶叶市场却发生了戏剧性变化。1918年7月18日，中国驻澳总领事魏子京连续登报称按照澳洲商部公告，中国茶叶可以开放进口。他在《东华报》上刊载通告：“顷得澳洲商部照会，照得华茶进口一节，自与贵处迭次函商后，现经议准，每号得办一九一五年及一九一六年之半数，至明年六月底为限等语。各商号购茶若干，请先呈报本馆，并将一九一五年及一九一六年所办数目，详细开示备案为要，此布。总领事魏子京启七月十八日。”[30]1918年8月24日，《东华报》再次刊登消息，通告了澳洲政府取消茶叶进口限令的消息，[31]并评论道：“此后诸侨商，购办茶叶入口，当不至如前之取缔，窒碍滋多矣”。[32]澳洲政府为何突然放开茶禁？《民国报》分析其中的原因是：由于印度茶产量不足，市场出现供不应求状况，商家抬高茶价，人们生活受到影响。而由于禁茶，中澳之间来往货船减少，也影响到了澳大利亚货物的出口，于是澳洲政府放宽了禁茶命令，各商号可以按照往年半数进口茶叶。[33]1918年8月24日，《民国报》再次刊文强调，澳洲政府所称“往年”的标准是1915-1916年各商号进口单据。[34]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次考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因素，此时战争已近尾声，英帝国各殖民地的经济压力大大减弱，国际航运业也开始复苏，澳洲政府禁茶的主要理由已经消除，开放茶禁已是必然之举。

四、结语

由雪梨华商总会牵头的1917年购茶事件虽不是澳洲华人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但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已经可以管窥20世纪初的澳洲华商网络及其运行情况。

其一，20世纪初的澳洲华商非常团结，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网络格局。澳洲华商很好地利用了商会组织维护自身利益，通过商会决议表达利益关切，并通过若干份中文报纸沟通商情。正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各个中文报纸的大股东均是华商，在中国均有投资，茶叶进口和销售关涉自身利益。[35]无论是茶叶认购还是领事消息通告，商会组织在华商中都有效发挥了上传下达的作用。购茶事件虽然前后经过了两年时间，但却能有条不紊地推进，华商内部并没有出现任何纠纷，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其二，中国政府在华商网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华民国成立后，澳洲华商的政治分歧逐渐减弱，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虽然雪梨华商总会的所有内部职务均由华商担任，但驻澳领事实际是总商会的真正领导者，总商会也是按照中国法律组织架构，其运行受到中国国内的直接指导。出现这种情况是由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的：一方面澳大利亚当时推行“白澳政策”，对有色人种采取歧视政策，华商虽富甲一方，但却无法享受完整的公民待遇，华商家眷在澳停留时间受到严格管制，只能停留三个月时间，这致使华商保持着双重国民身份，虽为澳洲公民但却同时依然视自己为中国侨民，对国内政治高度关切。另一方面20世纪初中国政治在经历了一场疾风骤雨式的变革后，刚刚建立的中华民国百废待兴，急需海外华侨的财力、人力支持，相应地对华商的利益诉求也比较热心，愿意采取实际行动维护华商权益，因而受到了华商的欢迎与配合。

其三，华商的全球意识日益增强。澳洲华商是海外华商中的佼佼者，华商清醒地意识到国际局势的变动是澳洲茶令禁弛的主导性因素，也意识到国际市场变化对华茶竞争力的影响。澳洲华商很早就培养了这种全球视野，这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近代中国四大百货公司创办人均有澳洲经营背景，并均大力营销全球百货。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Australian Chinese Merchants’ Business Network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Centered on the Tea Import of NSW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1917

Zhao Chang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Center,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NSW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Merchants’ Business Network in Australia. The tea import in 1917 is a test for the operating efficiency of this network.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event, the NSW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had interactions frequently with Chinese merchants, the Chinese consulate and Australian government, which also confirmed the function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further and consolidated its core position in the Chinese merchants’ network.

Keywords: Chamber of Commerce; Chinese tea; Chinese merchants’ network; Australia

[作者简介]赵昌，男，法学博士，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国务院侨办侨务理论研究江苏基地研究人员，研究方向：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华商通史》（六卷本）”（项目批准号：17ZDA228）子项目“大洋洲华商通史”、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澳洲华人族裔资本研究”（项目批准号：19YJC8500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鸟沙威华商会社经澳洲政府注册备案，社址在悉尼左治街166号，会社专注于维护成员利益、兼做慈善事业，对与之无关的事务概不干涉，加之成立时间较早，有学者因此判断其为海外成立最早的华人商会之一。参见蔡少卿：《澳洲鸟修威雪梨中华商会研究（1902-1943）》，《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200页。

[②]比如曾经参与成立澳洲“保救光绪皇帝会”的叶炳南后来成为鸟修威雪梨中华商务总会的发起人之一并数次担任主席一职。

[③]关于联益堂与鸟修威雪梨中华商务总会的关系，学者有一定争议，蔡少卿认为联益堂与鸟修威雪梨中华商务总会不存在主要成员与业务上的继承关系，而包括费约翰、廖洪跃等国内外多数学者认为联益堂为悉尼华商的进一步联合奠定了基础，其成员刘汝兴在组织成立鸟沙威华商会社时借助了联益堂的影响。

[④]分别是蔡少卿：《澳洲鸟修威雪梨中华商会研究（1902-1943）》，《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廖洪跃：《澳洲鸟修威雪梨中华商会对华慈善捐助研究1903-1924》（未刊稿）；John Fitzgerald, Big White Lie : Chinese Australians in White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2007;C.F.Yong,The New Gold Mountain:The Chinese in Australia 1901-1921, Raphael Arts Pty.Ltd., Richmond,1977; Mei-Fen Kuo, Making Chinese Australia: Urban Elites, Newspapers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Australian Identity, 1892-1912,Monash University Publishing, 2013;杨永安：《长夜星稀：澳大利亚华人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

[⑤]根据《雪梨中华商会职员履历册》记载，他们是总理：安昌号叶炳南，协理：新遂和伍时华，文书干事：陆敦骙，会计干事：安昌号刘植庭，庶务干事：永丰号陈发开，东华报郭洁修，审查干事：源泰号陈柱臣，董事：永安号梁创、利生号叶同贵、蕃昌号郑蕃昌、泰生号黄在兴、义益号李翊新、广盛号湛福、公利盛梁衍蕃、泰来号蔡容、均利号余炳耀、星南号刘可齐、周锦号周财运、新记号麦耀楣、合利号郭顺、高祺号高祺、合记号陈荫、昭利号黄伟昭、新联盛伍剑声、新昌盛孙腾芳、和兴号陈泗、俊豪号冼培坤、伍兴号吴扬寿、义记号陈景臣。会员多数来自广东东莞、香山、增城等地。

[⑥]以上均见[档案]《鸟修威中华商务总会决议薄》。

[⑦] [档案]《鸟修威中华商务总会决议薄》，第20-21页。

[⑧]参阅陈琰璟：《17世纪的荷兰饮茶风》，《文汇报》2017年2月10日；刘章才：《饮茶在近代英国的本土化论析》，《世界历史》2019年第1期等文献。

[⑨]根据澳洲官方统计和学者研究，当时在澳华人少则4-5万人，多则可能达到7-10万人。参见C.Y.Choi,Chinese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in Australia, Sydney University Press,1975,p.22. John Fitzgerald,Big White Lie: Chinese Australians in White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2007,p.53.

[⑩]《禁绝中国茶叶入澳洲》，《广益华报》1917年7月7日，第3版。

[11]《华茶在澳洲之末路》，《民国报》1917年8月4日，第6版。

[12]《禁茶进口》，《民国报》1917年6月23日，第6版。

[13]《华茶在澳洲之末路》，《民国报》1917年8月4日，第6版。

[14]《禁止华茶赴英之交涉》，《东华报》1917年7月7日，第3版。

[15]《开放办茶》，《民国报》1918年7月13日，第6版。

[16] [档案]Letter of T.K.Tseng, Chinese Consulate-General in Australia to S. Mills, The Comptroller-General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Customs ,17^th July,1917. 蔡少卿认为华商进口这批茶叶是在澳洲联邦政府限制进口中国茶叶之前，并认为华商是靠低廉运价和运输费获益，实为理解有误，参见蔡少卿：《澳洲鸟修威雪梨中华商会研究（1902-1943）》，《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202页。

[17] [档案]Letter of S. Mills,The Comptroller-General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Customs to T.K.Tseng, Chinese Consulate-General in Australia,20^th August,1917..

[18] [档案]鸟修威雪梨华人总商会启事。

[19] [档案]雪梨荣记号至中华总商会信函。

[20] [档案]西澳州中华会馆李寿田给叶炳南的信，1917年12月25日。

[21] [档案]1918年4月安益利有限公司李惠霖致中华总商会信函。

[22]《雪梨中华商（会）欢迎魏总领事记略》，《东华报》1917年12月15日，第7版。《总领事来埠消息》，《广益华报》1917年12月22日，第3版。

[23] [档案] Letter of R.Mck.Cakley ,Acting Comptroller-General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Customs, to Consulate-General for Chinese in Melbourne,28^th February,1918..

[24] [档案] Letter of T.K.Quei , Consul-General for China to the President of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1^st Match,1918.

[25] Letter of T.K.Quei , Consul-General for China to Mr. Ping Nam and Messrs. Wing On Co., 29 May,1918.

[26]《本年茶商之困苦》，《民国报》1918年3月2日，第3版。

[27] [档案]《鸟修威中华商务总会决议薄》，第94-95页。

[28] [档案]《鸟修威中华商务总会决议薄》，第98-100页。

[29] [档案] List of Chinese Merchants for the Delivery of Tea.

[30]《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通告》，《东华报》1918年7月27日，第7版。

[31]《运茶弛禁》，《东华报》1918年8月24日，第7版。

[32]《总领事报告茶叶照常入口》，《东华报》1918年8月31日，第7版。

[33]《开放办茶》，《民国报》1918年7月13日，第6版。

[34]《开放办茶》，《民国报》1918年8月24日，第6版。

[35]刘康杰：《澳洲华文报纸的发展历程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9期，第118页。